程星，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学院(哥伦比亚学院和工程学院)助理院长。教学和研究方向包括教学和学生事务研究与评估，教育研究方法论，高等教育管理，以及高等教育的哲学和理念。

　　哥伦比亚学院在科学课程开发方面异乎寻常的低调并不仅仅出于哥大人的谦逊。其实他们的难言之隐在于，科学课程无法采用小班讨论的形式，而后者才是哥伦比亚核心课程品牌后面的“商业秘诀”。

　　在准备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浏览了许多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大学本科通识教育、素质教育、核心课程等方面的研究以及对美国通识教育的介绍。在对国外通识教育不同模式的论述和引进方面，最受追捧的包括所谓的“哈佛模式”，以及“芝加哥模式”、“斯坦福模式”，等等。在这些通识教育模式的影响下，国内很多大学在设计自己的通识教育方案时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课程内容的安排方面。当然，这些努力不仅无可厚非，而且由于中国大学教育多年来受到前苏联大学体制学科专业化的影响，文理偏废的现象十分严重，因此通过通识教育课程的开发来纠正这种倾向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

　　问题在于，美国大学与中国大学在通识教育方面所面临的问题毕竟有所不同。以所谓的“斯坦福模式”为例。1988年斯坦福大学教授协会经过激烈的辩论通过决定，以新课“多元文化、思想和价值”课(Cultures, Ideas and Values，CIV)来取代原来核心课程中的“西方文化”课。斯坦福大学对于核心课程的这种改革和调整反映了美国当代社会所面临的一个最为严峻的挑战：随着60年代以来移民政策的变化和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大学课程如何才能适应新的、以多元文化为特征的未来社会。中国大学虽然迟早也会面对这个问题，但据我所知，起码当前国内大学的通识教育所面临的却是另外两个极其不同的问题：一是如何克服文理偏废，帮助本科新生打下广博的知识基础;二是如何在“授之以鱼”的同时“授之以渔”，帮助学生在知识更新速度不断加快的现代社会掌握主动学习与研究的方法。借鉴“哈佛模式”或“斯坦福模式”应当可以帮助国内大学较好地解决第一个问题，但在国内教育研究文献中仍较少见到如何通过通识教育解决第二个问题的方案。

　　对此，“哥伦比亚模式”值得借鉴。早在草创时期，哥伦比亚的核心课程就受到哥大师范学院杜威教授的影响。作为20世纪实用主义哲学的一代宗师，杜威虽然没有亲自参加“核心课程”的设计，但核心课程的第一位主任考斯教授是他的好友，而且考斯曾就“现代文明”课的设计向杜威做过咨询。《哥伦比亚学院核心课程》一书的作者克罗斯(Timothy P.Cross)认为，杜威将学习的过程与结果看得同样重要，因此学生必须积极参与学习过程才能真正学到东西。换言之，大学在将知识传授给学生的同时，必须让他们掌握学习的方法，而后者才能让他们受益终身。正是在这一点上，杜威对核心课程的教学方式，而不是教学内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哥伦比亚学院核心课程的设计者们很早就将小班讨论的形式作为核心课程的“核心”确定下来。1968年由狄百瑞教授(Wm. Theodore de Bary)领导的一个核心课程委员会在他们的研究报告中指出： “我们认为，核心课程的教学方式应当得到最优先的关注;除非经过深思熟虑，我们不应当对教学方式做出任何随意的改变。”八十多年来，核心课程的内容几经变迁，必读书目有增有减，但唯一不变的是小班讨论的方式。事实上，对于每一名哥伦比亚学院的毕业生来说，核心课程不只是一些曾经选过的课，而是他们人生中一段共同的经历。若干年以后，他们也许不再记得《伊利亚》或《奥德修斯》的内容，但他们不会忘记教授如何在核心课程上引导他们阅读并激发他们讨论和思辨。这种阅读的过程有时会变得非常痛苦。但比David Denby在《名著选读》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哥伦比亚学院的学生在“文学人文”课上阅读讨论《圣经》(旧约)时所经历的极其矛盾的心理过程。对于来自东方国家的学生来说，把圣经当做历史来念简直不可思议，但对于从犹太或新教家庭成长起来的学生来说，对于《圣经》的任何偏离他们信仰的解释都无异于一种亵渎或是离经叛道。但在“文学人文”课上，教授既不对任何一种理解表示同意或反对，也不从文学或历史的角度来讲解圣经。他像一名导游，带着学生一起在人类思想的密林中跋涉，让他们通过对文本的仔细阅读来体验思辨的痛与快。但比认为，在今天崇尚专家和专业的社会里，人们已经不再有机会认认真真地读一些书，特别是经典文献;文学、哲学和历史已经成为研究生院里教授和研究生们谋生的手段。“读书人——这才是本科教育所必须产生的结果!”只有在核心课程里，学生才能不带任何功利地接触这些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留下的里程碑，从而培养一种阅读的兴趣，一种思考的习惯。

　　事实上，哥伦比亚学院在核心课程上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让学生阅读原著，而不是以通史的形式教授文学、哲学以及人类文明发展史，其中艰辛，外人难以体会。试想，学校那么多的大牌教授，个个学贯中西，让他们洋洋洒洒地开一些文学史和哲学通史课，岂不是要比让他们和刚刚离开中学的毛头小伙子小姑娘们一点一点地从头开始念荷马或莎士比亚来得痛快?但是，任何通史都是经过他人咀嚼过的经典，带着史家的唾液，有时还含病菌。在一般大学里，青年学生从踏进学校门槛那天起就被告知，任何作品的产生都有其历史或文化背景，所以在阅读经典著作之前必须先了解“上下文”。更多时候，大学索性以上下文取代文本，用通史代替经典。结果是，阅读者习惯了阅读的捷径，让他人的阐释代替自己的阅读和思考。哥伦比亚学院的教授们对于人类的惰性和大学的弱点似乎早已参透。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有人提出要改变核心课程的阅读书目他们都能大度地通融，但要他们改变小班讨论的教学方式简直比登天还难。

（文章来源：节选自北京大学出版社《透视美国教育（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