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星，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学院(哥伦比亚学院和工程学院)助理院长。教学和研究方向包括教学和学生事务研究与评估，教育研究方法论，高等教育管理，以及高等教育的哲学和理念。

　　1987年美国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对全国各大学主管教学的院长进行问卷调查，要他们列举其心目中堪称通识教育典范的大学。结果名列前茅的是：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埃尔维诺学院(Alverno College)、圣约瑟夫学院以及布鲁克林学院。这个结果居然没有包括一直自认为是通识教育开山始祖的哥伦比亚大学，使得哥大人至今愤愤不平。

　　而且最具嘲讽意味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科生院哥伦比亚学院在20世纪初开始酝酿、开发核心课程，原是对由哈佛校长艾略特倡导、并在当时美国大学风行一时的选修课程运动的一种反动。艾略特所推行的选修课程虽然打破了当时大学本科教育中校方主宰课程选择的局面，给学生以一定程度的主动权，但在当时“全国学哈佛”的热潮中，许多大学不分青红皂白，将课程选择的权力完全下放给了刚刚踏进大学校门的高中生。因此，虽然今天已经鲜为人知，哥伦比亚学院核心课程的初衷其实是反哈佛、反选修。

　　哥大教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为当时美军学员开设过一门“战争问题”的课程，介绍当代文明的冲突及其历史背景。战后的1919年，哥大的几位教授开始策划另一门“和平问题”的课程，意在为所有哥伦比亚学院的本科新生提供一个基本的、广泛的历史文化知识背景，而不是放任地由他们大学伊始便自由选修。经过一个教授委员会的精心策划，这门被称为“现代文明”(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CC)的新课于1919年秋季正式开张，近一个世纪以来，从未中断过。

　　另一个让哥大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是，今人论及核心课程，言必称哈佛的《红皮书》(Redbook)。其实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哥伦比亚学院的核心课程从内容设计到教学方式几经修订，教授和学院管理人员为打造这块名牌已经精工细作26年。其间一直实施选修课程的哈佛，终于意识到其本科教育体制下所培养的人才与战后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所处的地位极不相称，因而大学必须在学生个人的兴趣和整个社会的需求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在这样一种新的思维指导下，哈佛的科南特校长任命了一个教授委员会并推出题为《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的报告，即后来名噪一时的所谓《红皮书》。尽管这份报告在哥大师生的眼里充满老生常谈，但由于哈佛在美国高等教育界的地位及其报告问世的历史时机，《红皮书》成为战后美国大学本科通识教育的一面旗帜。与此同时，经过近30年的磨合，哥伦比亚学院的“现代文明”课终于成为一门相对成熟的核心课程，其标志是1946年发表的《西方现代文明入门手册》(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in the West： A Source Book)。有趣的是，这两卷本堪称经典的著作在1960年发行第三版时因其红色的、富丽堂皇的封面也被称为“红皮书”。哈佛《红皮书》所设计的对本科生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必修课程从来没有得到严格的实施;学生只需在这三个领域里选修一定的课程便可过关。相比之下，哥大的《红皮书》原是为哥伦比亚学院的学生上课方便所编的一本教材，发表后却被美国近两百多所学院竞相选用。

　　至于芝加哥大学，另一个核心课程的重镇，20世纪30年代在哈钦斯校长(Robert Hutchins)亲自指导下开始通识教育的实验。在芝大教授的一片反对声中，哈钦斯从哥伦比亚学院调去两员大将，艾德勒(Mortimer Adler)和麦科恩(Richard McKeon)，全力推行由哥大教授发明的“名著选读”(Great Books)课程。值得一提的是，由艾德勒发起的“西方世界伟大名著项目”后来成为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芝加哥模式”，而麦科恩则成为芝加哥大学本科学院的院长，直接负责推行核心课程。

　　当然了，在这场关于通识教育谁为龙头的争论中，哥大人的理解远大于怨愤。值得哥大人欣慰的是，哈佛与哥伦比亚在关于通识教育的理念上殊途同归，达成难得的共识，从而为美国大学本科教育在理论上与实践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哥大“现代文明”课的策划、到芝加哥大学的“西方世界伟大名著项目”、到哈佛《红皮书》的发表、一直到20世纪末关于核心课程与多元文化的争论：通识教育的确是美国大学教育中“既经典又最具活力的部分”。这里隐含的问题其实是所有高等教育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们都必须应对和回答的，那就是：面对一个日趋多元的学生群体、一个专业分工日渐细密的社会，大学究竟应当如何帮助学生克服狭隘的专业取向，培养怀疑和探索精神，建立广博的人文、社会和自然学科背景，从而发展完整的人格?

（文章来源：节选自北京大学出版社《透视美国教育（第二版）》）